第39讲：明清时期桐城名宦的主要特征

由桐城市文广新局主办，桐城市图书馆承办的“文都讲坛”第三十九讲、“道德讲堂”第十二讲：“明清时期桐城名宦的主要特质”于3月26日下午在市图书馆三楼多功能厅开讲。

讲授嘉宾江小角教授，安徽桐城人，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。系安徽省孟子思想研究会、李鸿章研究会、企业文化研究会、桐城派研究会常务理事；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；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安徽省专家组成员；安徽省文博图系列高级职称评审专家库成员。

主要从事桐城派、安徽地方文化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。代表性成果有《父子宰相家训》（合）、《桐城派名家评传》（合）、《桐城历史文化丛书》（合）、《张英全书》（合）、《桐城派名家文集》（合）、《张廷玉全集》（合）等。在《文献》、《文物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安徽史学》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。

策划申报并共同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项目《桐城派名家文集》，该项目整体规模为1000万字（成果结项被评为优秀），2015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主持国家社科项目《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》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《清代徽州族谱资料整理与研究》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《桐城文派史》、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《张廷玉诗文集》和安徽省社科项目《桐城派与清代安徽书院研究》等。

江小角教授在两个小时的精彩讲座中，深入浅出地讲授了桐城在明清时期，桐城人于全国各地任职的官员有千余人。他们有的在京城六部及相关衙门任职；有的足踏边陲，施政各地，甚至累死在边疆穷困之地。既有影响朝政的朝廷要员，也有独撑一方的封疆大吏，对当世乃至后世影响大。一些人在全国各地任职知县、知州、知府，都能勤政廉政，兴学为民，除暴安民，既受朝廷褒奖，更受百姓爱戴。明清时期，桐城声名鹊起，与他们在各地树立起来的良好政声，有极大关系；一些人成为当朝的中流砥柱，对维护封建统治，推动历史发展，发挥了积极作用；一些人为朝廷谋划大政方针，建章立制，影响巨大。客观总结明清时期桐城籍官员的概况，具有以下特质。

1、高尚的爱国精神。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桐城人同样予以继承和发扬，在一些官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无论是抗倭名臣阮鹗，还是保卫台湾的姚莹，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桐城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明朝嘉靖时期，浙江、福建沿海等地，倭寇猖獗，侵占岛屿，杀人越货，为害甚烈。一些官员为了个人安危，想招抚了事，但阮鹗主张歼灭寇贼，并亲自率领诸生、壮士，斩杀倭寇，深受士民爱戴。后遭御史宋仪望弹劾诬陷，罢官下狱。到隆庆时期，终于平反昭雪；万历时期，赐御葬，入乡贤祠和浙江名宦祠。

姚莹对台湾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他先后任职知县、通判和兵备道。他针对台湾境内高山族、汉族杂居引起的矛盾，一方面铲除强暴，打击黑恶势力和犯罪分子；一方面改造仰山书院，传播文化知识，教以礼让，引导民众朝着文明的道路前进。道光时期，英国侵略者进犯台湾，姚莹和总兵达洪阿认真分析形势，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，取得抗英斗争胜利。后来遭到诬陷，革职下狱，朝野震惊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朝廷将姚莹释放出狱，贬官四川。不久，又差遣到西藏。姚莹认识到西藏的重要性，详细考察西藏的风土民情，撰写《康輶纪行》一书，揭露英、俄等国企图侵略西藏的野心，建议朝廷加强沿海及边疆防务。

清末江西南昌县令江召棠秉公处理教民事件，遇刺身亡，酿成震惊中外的“南昌教案”。“南昌教案”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，维护民族尊严的一场伟大斗争，历史把江召棠和这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接受后人永远的尊敬与怀念。由此可见，他们在横遭诬陷，冤屈难伸的情况下，置个人生命于不顾，情系国家安危。这种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。

2、朴实的爱民情怀。做官要为民作主，是历代为官者情系百姓的写照，桐城许多为官者更是如此。明代永乐时期，朱善远任云南鹤庆府同知，刚刚到任，适逢灾荒，民不聊生。他先将自己的俸禄捐出，救济灾民；然后上奏朝廷，请求开仓赈灾；打击偷盗行为，保障百姓生活安定。康熙年间，姚文熊到陕西阶州任知州，阶州地瘠民贫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，每年纳赋之外，还要交附加钱粮。姚文熊理事后，决定免征附加钱粮。上级官吏仍旧派员前来催缴附加钱粮，姚文熊下令将其中骄横跋扈者，捆打后，赶出境界，后遭上官弹劾，降职归里，泰然处之。康熙年间的倪灏、雍正时期的方求义、乾隆时期的倪企望、嘉庆时期的朱杰等无不如此。

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桐城人官做到何地，就把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带到此地，做到为官一地，兴业一方。如张若渟到浙江任职，请求朝廷把陆耀所写的《甘薯录》颁发浙江各地，让百姓学会种植，给百姓生活带来新的粮源，大大提高了百姓抗灾、御灾能力。像他们这样不顾个人荣辱，真心替百姓办事的好官，在桐城的为官者中，举不胜举。

3、坚定的除恶意志。打击黑恶势力，替百姓伸冤，给百姓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，也是最善良的普通百姓对地方官员的期盼。嘉庆时期，张裕勷任广西阳朔知县。阳朔地处西南边陲，常常有外匪入境行劫，他厉行保甲之法，冒险亲自查缉犯罪分子，没有多长时间，行劫之匪，捕获殆尽，百姓得以安枕无忧。乾隆时期，姚棻到皋兰县任知县，境内有巨匪马得鳌，出则为盗，入则扰民，党羽众多，抢劫官府，掠夺百姓，无恶不作。姚棻深入了解其活动规律，精心策划抓捕方案，一举消灭这个危害一方、让百姓寝食难安的黑恶团伙。百姓闻讯后，欢呼雀跃，乾隆皇帝下谕旨称赞。道光时期，广东揭阳县社会动荡不安，黑恶势力猖獗，百姓不敢赶集，集市荒废，货物断流。姚柬之上任后，当众宣布：“吾治斯邑，不爱官，不爱钱，不畏死，有梗吾治者，锄之。”他敢于以狠治恶，毫不手软。从上任之初，就以高压态势，打击黑恶势力。姚柬之铁腕治匪，使揭阳“一境晏然，商贾为通”，成效显著。姚柬之离开揭阳时，“揭民泣走送者万数”。这些以实际行动去为民护民的亲民官吏，当然受到百姓的拥戴。

4、顽强的名节追求。自古以来，中华民族就非常讲究气节，这些在桐城人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。从方法到左光斗，再到张秉文，无不视名节如生命。如明熹宗时，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，胡作非为，许多桐城人为了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生活，同魏忠贤及其党羽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，先是巡抚方大任弹劾魏忠贤，反遭其报复、栽赃，流放外地。其次是左光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上疏弹劾魏忠贤等“三十二可斩”之罪，也反遭迫害，摧残致死，其兄左光霁株连致死。再有方孔炤，不顾个人安危，蔑视魏忠贤的淫威，在朝堂之上，公开站出来反对熹宗赐封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为肃宁伯，认为这不合国法祖制。此举大大触怒了魏忠贤，其党羽爪牙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方孔炤，方孔炤被削去官职。还有时任礼部侍郎的何如宠，眼看杨涟、左光斗等人遭到陷害，想法搭救。魏忠贤及其亲信知道后，立即上疏弹劾何如宠，理由是何如宠与左光斗都是桐城人，同乡好友，交谊深厚，属于同党，因此何如宠也被削职。桐城这些官员演绎了中国历史上一幕惨烈的忠与奸的较量，尽管邪恶暂时得势，但名垂青史的是那些忠贞之士。

5、良好的育才理念。桐城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读书，到了明清时期，读书之风尤盛。许多人依靠读书，走上科举、为官之路。凡是外出做官的人，官做到哪里，也把桐城人“穷不丢书，富不丢猪”的优良传统带到那里。每到一地任职，总是察民风，观民俗，建文庙，兴学校，培养人才。像张廷璐、张廷瑑这样的地方教育最高长官，以兴教为第一要务。张廷璐在正文体、选拔人才等方面，卓有成效，时人赞誉他在学政任上培养的人才，“足备国家数十年桢干之用”，其功尤巨。他任职期满离开江苏时，百姓“皆环泣走送，千里不绝”。张廷瑑在学政任上，亲力亲为，选拔优秀人才，受到朝廷嘉奖和皇帝赞誉。张廷璐兄弟逝世后多年，乾隆皇帝还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张廷瑑兄弟皆旧贤臣者，今尽也！安可得也？”从许多资料来看，明清时期，江南学风大盛，这和桐城人在各地为官，全力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是有很大关系的。

6、创新的革俗意识。桐城人在一地为官，除了大力发展教育之外，对有些地方的不良习俗，尽力予以革除。明朝隆庆年间，张淳到浙江永康任知县，永康土地贫瘠，百姓穷困潦倒，生了女孩子，大多弃而不养。张淳了解情况后，不断训诫弃养女婴者。一时间，永康之地，被救活的女孩或婢女所生的女孩，都取名叫“张生”。明朝崇祯年间，何如宠任礼部尚书，对过去的一些陈规陋俗进行革除。依照旧例，宗室子孙的命名及婚嫁，需要经过皇帝钦准。长此以往，一些官吏乘机设关卡，要挟索贿，导致积压奏文逾千份。有的人已经老死了，还没有得到名称；有的人白发满头，仍然未婚待娶。何如宠在朝廷之上，力陈其弊端，请求革除旧例，使皇族中得到命名、婚娶者达六百多人。清顺治年间，吴道观在河南商水县任知县，提倡节俭，移风易俗。该地百姓重男轻女，溺女之风愈演愈烈。吴道观了解情况之后，坚决禁止淹溺女婴，违者严惩不贷，此风渐息。后来，民有生女者，名为“桐女”，以示报答。这些为官者敢于破除旧俗，为民造福，体现了桐城人与时俱进的风格和不断创新的精神。

7、虔诚的孝道坚守。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百善孝为先，桐城许多官员堪称模范。许多人不管到哪里做官，都把自己的父母、长辈牵挂在心。得知父母身体不适，不管路途遥远，也要亲自回家探视、侍奉；有的人弃官归里，伺候父母。父母病故，都依例回籍守孝三年。何如宠和哥哥何如申同年考中进士，后入翰林院，闻父亲在家生病，立马回家探视。其父去世后，因老母健在，向朝廷告假回家奉养。兄弟二人约定，二人不同时外出，如需要外出当差，必留一人在母亲身边陪护。方苞侍父孝母，亲兄爱友，颇有一段佳话。方苞参加礼部科举考试，当时满朝官员都以为方苞能夺魁。其时，得知母病，他谢绝李光地等人挽留，立即南归，侍候母亲。嘉庆时，方维甸擢升闽浙总督，君命难违，他为了侍奉母亲，请求皇上另选他人接替，奏称“臣母不能顷刻离臣，臣又不能奉母就道，恳辞新命”。后来，嘉庆皇帝满足其心愿，并说“朕以孝治天下，不忍拂人子至情”，同意方维甸回籍省亲，“以示体恤”。诸如此类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时至今日，身处外地的桐城人恋乡情结尤重，父母之命不违，恐怕与此不无关系。

8、廉洁的勤政风范。古代桐城人做官，把勤政为民，克己奉公，居官廉洁，作为自己份内之事。在他们所官之地，都留下了美好的赞誉之声。这也是桐城长期以来享誉全国的原因之一。许多人在贫穷的地方为官，不仅洁身自好，而且把应得的俸禄都捐出赈灾济民，乃至回家无路费，病卒官府，无钱买棺入殓。吴逢圣曾任保定府、台湾府知府等职，从台湾回来途中，突然与盗匪相遇，盗匪见其行囊空无一物，乃叹息曰“确是好官”，“相戒勿犯而去”。张英认为做官要以勤政清廉为第一要务。他要求子侄务必做到：“使我为州县官，决不用官银媚上官。”张廷玉认为为官第一要“廉”，养廉之道，莫如能忍。他要求子孙后人为官时，务必要“拼命强忍”，“不受非分之财”。总督汪志伊，素以清正廉洁，享誉朝野。外出考察，轻车简从，不讲排场，膳食费自付，常常只吃豆腐一菜，时人称他为“豆腐总督”。这给嘉庆时期日益腐败的官场注入一股清新气象，乃至当时名流大家阮元、铁宝、姚鼐等数十人都为之景仰，著文吟诗，题匾作词，勒石歌颂。

翻开明清时期桐城人为官的历史，不难发现，他们不管官阶品级高低，都能以“廉”字当头，做到廉洁自律，两袖清风，很少有人因为贪腐而罢官，确实令人难以置信。掩卷之馀，心情难以平静。他们留给今人的这些特殊财富，让子孙后代永享荣光。